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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万炮捕鱼机多少钱

时间:2019-12-12 19:48:22 作者:捕鱼机机遥控器 浏览量:30919

一万炮捕鱼机多少钱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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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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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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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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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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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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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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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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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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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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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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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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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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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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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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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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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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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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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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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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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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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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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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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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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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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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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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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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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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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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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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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3.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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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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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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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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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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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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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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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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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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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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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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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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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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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神的应许与神赐给我的信心告诉我:我的兄长与父母虽然都先后离世了,但他们确实都到天上、到神那里去了。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作他们的救主。这是我们家庭不幸中的万幸。

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基督时报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基督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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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,在无人的时候,我总是不自觉地推开那扇房门,走进母亲住过的房间,站在她睡过的床前。常常有无边的思绪,涌上经不起太大曲折变故的心灵,使我深深陷入对父母亲的怀念之中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软弱的良心对父母生养之恩的血统情感性的自然表达罢。并非是我多情善感,每逢在这个时刻,泪珠总是在腮边无声地滴落下来。

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直到除夕的晚上,父亲和母亲把饺子包好后放在那里。母亲要做的最后一件棉衣才刚拿到手上,那是妹妹的一件花棉袄,这注定,母亲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多么想劝劝母亲,做不完就算了,休息吧。但那时我还小,不会说这些话。午夜我们起来解手时,又看见母亲仍然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,低头做衣服,我光着身,仍刻意站在那里看了母亲约有一分钟,却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,冻得我赶紧又钻进了被窝。

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繁重的劳动,儿子的病逝,加上村子里恶人的攻击,使父亲遭遇前所未有的身心摧残,他刚强勤劳的身体倒下了。79年春节,他就病得很重,勉强坚持到秋天,实在不行,我就被迫辍学,回家伺候父亲。虽然我在七、八岁时就蒙了神的恩典,有神打发的传道人给我传了福音,但那时我小,并不明白什么叫福音。现在父亲病重,我们在急难中,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。14岁的我,拉着架子车在公社卫生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期间,一位病友给我传了福音,且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。我因为父亲有病,就首先接受救主,接着也带领父亲认罪悔改,认识真神,接受耶稣,弃假归真。

父亲信主后,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,神在他身上显了很大的神迹。但终因他信心软弱,病重至深,或者是神的命定,于1980年2月去世,时年54岁。

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母亲直到父亲去世24年之后才归信了主,这之前,我与妻子及岳母多次劝她,为她祷告,又是在她一场大病死而复生后,她才做了决志的祷告,这了却了我最大的一桩心愿。母亲信主两年后就去世了,且有明显的得救的见证(即睡了的形象)。

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遗憾,我良心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,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时刻我没有在她跟前,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她跟前。我的妻子打工在北京,我也因家庭生活需要在离家4公里以外的街镇上打工,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我明知母亲有病,却未能守候在她跟前。她可能是因心肌梗塞的发作而突然死去,是岳母到我家看望她时发现她蜷曲在地上已经没有气息了,这才通知我。

我虽然号啕痛哭,却不能挽回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一个人在家中孤零零的去世了。我想,她在断气前的那一段时间心中一定很难过。为此,我的良心一直在受着谴责,我想着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老年。不过另一方面我也从主得着许多的安慰:我深信,母亲走时神一定会差遣天使来接她,她的灵魂现在在乐园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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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人们死了,或许有历史记载纪念他们;名人们死了,或许有部分百姓暂时纪念他们;那么普通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也许有他们的儿女;没有儿女的百姓死了谁会纪念他们呢?人生若没有被纪念,该是多么的凄凉悲哀。纵然有人的纪念,那纪念又是何等的短暂、渺茫、没有价值。

人生在世或去世后若能够被上帝纪念,那才具有永恒荣耀的价值。请看上帝是怎样应许的:“那时,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,耶和华侧耳而听,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,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”(玛3:1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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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亲并没有什么才干,都是非常普通的乡下农民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,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都是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父母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养育着我们。留在记忆中关乎幼年的往事并不是太多,所有的就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当中,父母为养育我们怎样地劳苦,怎样地受制于人,怎样地爱护着我们。并且父母对生活的热爱使他们胜过了许多的压力。

记得那时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中,父亲每个月需要出勤28到29个劳动日,否则就会被处罚。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十左右生产队才放假,才准许社员们搞一点过年的钱。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什么经济门路,许多人甚至连吃盐的钱都没有,生活极度的贫困。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人,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了春节能让我们兄妹几人穿上一身新棉衣,放假后,他或上山拾柴卖柴,或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去卖,短短十来天时间父亲就挣了四十多元,甚至有时将近五十元(那时一个劳力每天能挣三块多钱就很不错了,可我父亲每天能挣四块多)。到供销社去撕布(注:即买布),四五毛钱一尺的红呢子起花或蓝呢子起花的花布撕了三四丈,拿回去让母亲给我们做棉衣。

那时候街上没有卖衣服的,也没有市场。少有的几个缝纫铺到了年终也都不再接活儿了,人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母亲接到父亲拿回来的花布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以后了,她当下就开始裁剪,一面还需要给我们做饭,在不到十天内做好五身棉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况且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衣只能是一个外表新,里布与棉花都是用非常破旧的零碎布料和棉套缝缀叠陈起来的,这样的衣服做起来一件要比三表新的三件还费时费力,我们家穿不起三表新(注:我们这里的妇女称新表新里新棉花的棉衣叫“三表新”),能够穿上一个外表新的棉衣就很不错了,比起邻居家的孩子,我们算是够幸福了,他们连一个外表新的也穿不上。

为了能赶上我们兄妹五人大年初一早上每人穿上一身新衣,母亲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干活。那时的农村还都没有用上电,人们都不知道电灯是什么玩意,照明都是用煤油灯,并且灯头不敢大,大了,国家给每户每月半斤煤油的供应是不够用的。午夜,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在只有豆粒大的灯头映照的昏暗的灯光下,正低头做衣;黎明前我们起来解手时,看见母亲还在那里坐着做衣,为了抓紧赶活,母亲顽强的驱赶着寒冷与疲乏对她的折磨。天明后,我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,我的眼睛不觉就潮湿了······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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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明前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起来也要放炮过年,这时看见母亲的煤油灯还在亮着。当哥哥和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穿好衣服,放完第一轮鞭炮后,母亲也慢慢地站了起来,她最后的一件衣服终于做好,拿去放在妹妹的床上,她才躺下睡着。

新年的第一顿饭常常是父亲做的,他煮好饺子,祭拜过天地诸神(父亲那时也很迷信,还很虔诚),让我们叫母亲起来吃饭。

我知道,母亲从躺下到被叫醒只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把饭端到母亲跟前,她竟然累得直不起头来,我们催她吃饭,她还睁不开眼睛。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新衣,欢喜快乐的过新年,母亲却累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连续十来年,年年都是这样。

母亲,我那善良的母亲,她没有什么文化,不知道世界政治,不知道天下大事,却知道用她那无私的爱去爱她的儿女,这是我终生都不敢忘记的。

父母亲并没有屈服生活的困苦,倒是我哥哥的害病使他们倍受煎熬。哥哥自幼有病,虽经多方医治,终不见好转。好在那时有人给他传了福音,他就接受了。我们一家经常见他低声默语,却不知道他是在祷告,不理解,自然也不会帮助他。哥哥最终于1978年农历12月19日因病去世,他刚刚才20岁。父母亲痛不欲生,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这是他们最聪明、最英俊的孩子,如今却不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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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长与父亲相继去世,给我们家以巨大的打击。母亲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我们家承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。人心的险恶,环境的复杂,在此都是一言难尽。然而神始终看顾我们,使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,家庭生活及心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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